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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监督宪法的实施，的确包括纠正并追究其他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但并不当然意味着可以直接监督这些机关具体执行法律、实施法律的职权行为并要求整改，解释法律更不可能推导出执法检查权。
(17)还有民法学者认为，政府方在项目合同签订后只是运动员，不具备任何特权和行政优益权，否则将颠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影响PPP创新机制的根基。总之，我们不能将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的合同权利标榜为行政优益权，更不能将行政协议以外的行政机关行使法定职责视为行政协议中的行政优益权。
令人关注的是，大多数成果都表达了一种观点：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具有行政优益权，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是行政协议的重要特征。(16)当然严格地说，单方提前收回合同标的，本身就是属于单方变更和解除合同的一种形态。可见，这里的解约权为双方拥有，是平等的，并非是只属于行政机关的单方权力。行政协议中的优益权只存在于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框架之内。它由行政优先权与行政受益权构成。
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仅仅是一种司法程序规定，而不是一个授权法，它没有，也无法对行政协议中的行政机关作普遍授权，授予它们在行政协议中具有行政优益权。正如有关人士所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协议司法解释》中规定行政机关行使优益权并非赋予行政机关优益权，而是行政机关在行使优益权的情况下，法院要进行合法性审查予以监督。在内容上尽量平衡，不仅有管制性的内容，更多地纳入权利保护型的内容，注重行政效率，注重对人民权利的保护。
许多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国家认为其有助于保障公众利益，方便公众与行政机关的沟通，避免因为程序差异而产生矛盾。另一方面，一些政治权利确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并具可实施性。为此，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在探寻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整合问题，如有学者指出行政诉讼可作为解决行政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复议可以作为纠纷解决的主要保障，申诉上访可以作为补充性、少量的一种特殊的救济渠道等。(60)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3-96页。
(90)或许就立法内容而言，梳理行政救济法的基本原理进而形成具有指引性的规范更具现实意义。不同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典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为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提供了一些可值得借鉴的原则和制度。
(110)较为可行的方案是，对一般行政法进行实质法典化，对部门行政法视情况进行形式法典化或实质法典化。①公众与行政机关之间发生的纠纷和争议，其解决途径多种多样，既有行政体系内部的设计(典型如行政复议)，也有行政体系外的机制(典型如行政诉讼)。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科的体系化同样有助于法秩序的一致和安定。(40)短短几年的时间，学者们就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如三步走方案模式(先行政法总则，再行政法分则，最终形成包括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在内的行政法法典)、通用行政法典模式(分5章，包含总则、行政组织法、行政活动法、行政监督与问责法、行政救济法)、行政程序法模式、行政法总则模式、一般行政法模式、行政基本法模式、部门行政法模式和混合模式等。
如果过于独立，专业性将会消弭。(102)要理解复杂的行政过程和行政法，特别是让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普通民众都能懂得、利用这些行政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监督政府依法行政，法典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实务界、学界共同努力之下，法治政府的理想蓝图正在逐渐变为现实，确实值得举觞称庆。(85)对立法而言，经过体系化的概念、理论、制度往往更具有强烈的稳定性，可以使立法者游刃有余地在新规范与既有规则之间达到协调。
(97)为此，必须强调行政法法典化过程的民主性导向，研究与制定个人的行政法权利体系，从而使行政法法典化能够更加全面。⑥二、法典化及行政法法典化的样态法典化现象自古存在，与之相关的争议亦是如影随形。
(100)同时，其认为公民政府之间关系的调节和处理是行政法法典化的核心议题，在以行政权规范为主线构建行政法法典体系时，可以借鉴行政法律关系论的思路，更充分和具体地赋予公众必要的行政法权利，在操作技术上，以行政权规范为主线构建行政法法典的体系相对容易，但对公众、政府各自的地位、权力(利)义务、行为、责任等应分别加以规定。此次信访体制改革及规范的颁行，彰显了整合性的思路。
如南非2000年制定的《促进行政正义法》，正是对《南非共和国宪法》第33(3)条的具体化。一些国家之所以将司法审查的内容纳入行政程序法典之内，原因颇多，如其为普通法系国家，缺乏行政诉讼法或者行政法院法等类似的法典。(62)最后，体系性思维的功能并不在于终结理论或者实践发展，其仍然需要通过持续的外部观察加以不断修正，开放的特征使得其持续思考法律价值与实践要素，不断强调整体思考与个案推论(问题导向)之间的互动。(51)参见前引⑤杨建顺文，第65-66页。(121)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37页。(91)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7-159页。
(58)参见王万华：《新中国行政诉讼早期立法与制度——对104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18)大多数国家均拥有一般行政程序法。
而2015年《肯尼亚公正行政行为法》同样是对2010年该国宪法第43条中的可司法性权利加以落实的表现。那么，如何借此法典化契机，使中国行政救济法体系得以完备便尤为值得期待。
(90)王万华：《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选择》，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第118页。(21)其第一版包括六部分内容：一般规定、行政规则制定、个案式行政决定、行政合同、相互的行政协作以及行政信息管理。
(110)See Gunther A.Weiss,The Enchantment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Law World,25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35(2000).(111)前引(87)杨伟东文，第56页。(118)See Bernhard W.Wegener,Subjective Public Rights-Historical Roots Versus European and Democratic Challenges,in Hermann Pünder Christian Waldhoff eds.,Debates in German Public Law,Hart Publishing,2014,p.223.(119)参见章志远：《行政法总则制定的基本遵循》，载《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第65页。(27)参见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只有良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公众的认同，充分实现法律的实效性。
(117)参见苏宇：《面向未来的学理革新——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之省视与展望》，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96-107页。(33)根据该法而颁行的联邦《总检察长行政程序法指南》中指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是要求各行政机关随时向公众通报其组织、程序和规则，公众可参与规则制定过程，应建立正式规则制定和裁决的统一标准，并界定司法审查的范围。
参见李红勃：《北欧监察专员——通过行政问责促进善政与法治：兼论对中国行政监察制度改革的启示》，载《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14页。事实上，行政法分则有时也可能会成为总则或者总论，以行政活动法为例，有学者认为其可细分为秩序行政、给付行政与整序行政等三类。
十九大报告强调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为此有研究指出良法善治原则在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理念，为其提供精神支撑、制度保障与实践指引，需要将良法善治精神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20)欧盟行政程序法法典化是欧盟法演进的崭新话题，由学者组成的欧盟行政法研究网络于2014年草拟了《行政程序法示范规则》
(121)该观点有一定的启发性，不足之处在于仍然未能说明公众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章志远、马琳昆：《新时代中国行政法法典化路径述评》，载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编：《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9页。(129)这一权利目标在于降低对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损害、平衡行政实体法的规范不足，似乎仍然是程序法的进路且与欧盟学者和公众的期待略有差异。(69)参见黄宇骁：《行政法学总论阿基米德支点的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学界对行政法法典化的认知聚讼纷纭，故而行文中多将其视为杂糅的产物，可能涵盖多种做法。如《荷兰行政法通则》即为明显的例证，其设定了从可选到强制性行为的程序默认设置，包括在必要时可以补充具体立法的剩余条款。
党和国家多次发文要求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60)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3-96页。
(131)中国行政法法典化如何关注行政品质问题，值得深思，也构成了法典化工作的重要课题。(96)参见高秦伟：《行政正义与争议解决的适当性原则——英国裁判所的经验与课题》，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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